新型城镇化路程有多远

——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作者:□本报记者 李小彤日期:2013-05-08
[导读]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急剧的城镇化过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近53%。尤其是过去20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显著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一般来讲,发达经济体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在讨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势时,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往往被视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为了深入了解新型城镇化,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相关人士。

  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急剧的城镇化过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近53%。尤其是过去20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显著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一般来讲,发达经济体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在讨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势时,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往往被视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为了深入了解新型城镇化,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相关人士。

  新型城镇化将是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记者: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有什么独特之处?

  彭文生:第一,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发生在人口红利期,而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在人口红利出现之前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逐渐老龄化的社会里完成城镇化的国家,意味着我们可能面临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问题和挑战。第二,我国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移居城镇却又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在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造成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第三,我国的土地制度以及过去10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导致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快速增长,投资冲动旺盛,城镇化进程伴随着投资的大幅扩张。

  后面的两点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制度因素,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加大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联系在一起,加大了城乡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财富差距。这些因素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率,提高了投资率。因此,城镇化模式的变化必然是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和调整的一部分。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值得期待。

  新型城镇化还需要更广义的经济结构调整来配合

  记者: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和过去有什么差别?对经济的影响有哪些不同?

  彭文生:谈到城镇化,大多数讨论仍然着重于其带来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面扩张的影响。但我更关注劳动力增长放缓、房地产泡沫对供给面的影响,未来城镇化对经济供给面的推动作用将显著减小。通过对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解读,我认为相关政策将更多指向分配领域,有利于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均、投资占比过高等结构性矛盾。要在分配调整的过程中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新型城镇化还需要更广义的经济结构改革来配合。

  城镇化应与经济发展同步,相辅相成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彭文生: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的关系,一个典型事实是: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城镇化率高。2011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 (80%)显著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50%)。我国城镇化率在过去30年提升的速度很快,从20世纪80年代初低于印度的水平,到今天显著超过印度,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超过印度的趋势是一致的。

  但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城镇化率的提高并非总是伴随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是反面例子,农村贫困化把失地农民推向城市,或者民粹主义驱动的福利陷阱把贫民拉向城市,一段时期城镇化率有较大的提升,但没有伴随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城镇基建落后,凸显为城镇化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镇化之所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升,主要在于城镇化过程伴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我国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经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同步,相辅相成。这就是为什么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往往被认为是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改善经济的供给与需求才能破解新型城镇化的 “瓶颈”

  记者:中国为什么需要新型城镇化?旧模式为何难以持续?

  彭文生: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逐渐加剧的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城镇常住人口 (超过6个月)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5%左右,有15%的人口 (大约2亿人)常住城镇,却没有城镇户籍。没有城镇户籍意味着在就业准入、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户籍人口有较大的差别。

  我国过去的城镇化,是在国民经济蛋糕快速做大的背景下实现的,供给面的限制不显著。但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步入尾声,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工资上升加快,意味着我国经济供给面改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经济的供给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 “瓶颈”。同时需求端也面临改善结构的挑战,在出口疲弱、高投资弊端日益彰显的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扶持消费对国内总需求增长的可持续性尤其重要。目前,农村居民、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与消费差距,消费需求增加的空间十分广阔,因而关键是消除相关的政策障碍。

  富余劳动力减少与人口老龄化是未来城镇化发展在供给面的重要限制

  记者: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还有多大?

  彭文生:一方面,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市人口增速并未超过可比新兴市场国家,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城镇化还可以继续推进;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城市房地产价格高企又在侵蚀、限制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虽然对目前富余劳动力的存量众说纷纭,但是有两点应该没有大的争议。第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在下降。事实上,从对经济的影响看,重要的是边际变化,而不是绝对量的多少。我们对比了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情况,结果是200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9亿人,2010年约为1.2亿人。富余劳动力的存量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了7000万人,下降了37%。

  除了上述富余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限制了可转移的空间,人口老龄化也加大了人口转移的难度。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农业就业的老龄化尤其严重。2000年,我国农业就业平均年龄为39岁,2010年上升至43岁,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0岁左右。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倾向随着年龄的提高而下降。40岁以后到外地从业的比例不到12%,67%倾向于在本地务农。这是未来城镇化发展在供给面的重要限制。随着农业就业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难度无疑将加大。

  新型城镇化主要指向四大政策领域

  记者:新型城镇化需要哪些方面的改革?

  彭文生: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累积的问题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对城镇化模式需要改变的共识在增加。推进城镇化是未来一段时间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条主线,同时强调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主要指向四大政策领域: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现代化。前两者侧重于城市的社会管理、资源配置,后两者更多地涉及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管理的变革与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将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

  记者:新型城镇化将怎样促进经济转型?

  彭文生:总体来看,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将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新型城镇化的政策主线在于改善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人群间的配置效率,释放国内总需求,改善需求结构。需求上的转型特征体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

  在消费上,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将加速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引导消费结构变化。对照邻国的经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旧城镇化”时代,非农产业生产率提升很快,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到了60、70年代的 “新城镇化”时代,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这个时期也正是日本消费增长起飞的阶段。

  消费率上升,意味着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将相应地下降。但城镇化还将继续推动市政、民生相关的各类基建投资。在我国目前城镇基建许多方面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在公路地铁、公共交通、绿化安防、供气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医疗保健、教育文化等领域还需要大量投资。

  新型城镇化难以支持再一轮的商品房地产大幅扩张。经济潜在增速放缓、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我国总体投资难以维持过去那样的快速扩张。在这个前提下,要给予市政民生投资较大的空间,其他的投资增长需要放缓。这可能包括低端的制造业,但重要来源之一是未来房地产投资的放缓。事实上,一、二线城市人口趋于饱和,而三、四线城市房屋供过于求。以城镇新移民目前的收入,即便考虑未来收入增加,也无力支撑目前的城镇房价。目前,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比例不到1%,即使转为市民后,由于收入水平在城镇中仍然处于低位,对房屋的需求相对有限。保障房将在满足城镇新移民住房需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赵昆/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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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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